中新社北京1月21日电 题：长崎何以成为日本最早的华人聚居区？

——专访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名誉教授华立

中新社记者 门睿

江户时代(1603-1868)，长崎曾是日本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诸多中国商人随船赴长崎开展贸易，被当地人称为“唐人”。此后数百年间，华人在长崎修建石拱桥、建设“唐寺”，逐渐形成完备的华人社会，长崎也因此成为日本最早的华人聚居区。甚至有日本学者称，在江户时代，长崎的异国情调就是中国情调。

华人在长崎的活动最早可追溯至何时？华人如何在长崎聚居并逐渐建立起华人社会？长崎的“唐人遗迹”至今留存几何？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名誉教授华立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长崎何以成为日本最早的华人聚居区。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华人何时最早东渡日本？最早的华人聚居地在何处？

华立：华人东渡日本的历史悠久，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居留日本的华人人数都很有限。直到明中期以后，才出现规模较大且持续的华人东渡聚集。至日本近代，长崎、神户、横滨三地成为在日华人最重要的聚居地，其中长崎的华人聚居历史最为悠久。

中新社记者：华人在长崎的活动最早可追溯至何时？当时华人在长崎开展了哪些活动？

华立：长崎位于日本九州地区西侧，1571年开港。但在当时，来航日本的中国及西方国家商船并不集中于长崎，而多在长崎以北的平户港出入，因此长崎的华人数量不多。

1639年，日本幕府完成锁国体制后，只留长崎一港对外通商，仅限来自中国和荷兰的船只进港贸易。自此，长崎成为江户时代日本“锁国体制”下唯一开放的国际港口。在日本实行“锁国体制”的200余年间，来往长崎的外国商人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管理。因此，当时东渡日本的华人主要聚居在长崎。

时值明清之交，当时前往长崎的华人多与海上贸易有关，但除商人、船主外，也不乏流寓避难、浪迹海外者。他们聚集到长崎后，便有了抱团取暖、相互扶助的需要，大大促进了当地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如长崎的四座“唐寺”——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圣福寺，迄今已有三四百年历史，由不同地域的华人乡帮(如三江帮、泉州帮、福州帮、广东帮)分别集资兴建，寺内既供奉佛陀也供奉妈祖，是华人在异乡的精神支撑。

“唐寺”的“唐”字指的是中国而非唐朝。在长崎，各种与中国有关的事物都被冠以“唐”字，如唐人、唐船、唐商、唐寺等。唐寺的后山还建有唐人墓地，让无法落叶归根的华人得以安眠于此。

中新社记者：华人聚集在长崎后的生活状况如何？

华立：华人聚集长崎之初，与当地人杂居，可以在街上自由往来和投宿。据记载，在来航高峰的1688年，长崎港累计进港船只193艘，登岸华人近万人次，而那时长崎人口才不过6万。一些华人久居长崎，娶妻生子，获得国籍，被称为“住宅唐人”。还有些华人被长崎官府委以“唐通事”等职务，协助管理中国商船的贸易事务。

随着日本锁国体制日益严格，来航华人的活动也逐渐受到限制。1689年起，长崎设置“唐人屋敷”(俗称“唐馆”)作为收容来航华人的唯一场所。馆内能容纳2000余人，一派中华气象，但四周设有高墙，亦有重兵看守，华人无法自由出入。有史料记载，“唐人屋敷”中的船客、水手试图外出寻找交易机会时，也曾与看守官兵发生冲突。

中新社记者：“唐人屋敷”的限制解除后，长崎华人去往何处？

华立：“唐人屋敷”存续了100多年。当时“唐人屋敷”所在地旁边是中国商人存放货物的仓库，因其建设用地是填海而来，故称“新地”。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迫使日本打开国门，长崎华人也得以摆脱“唐人屋敷”的禁锢。走出“唐人屋敷”后，许多华人搬到新地居住，后逐渐发展成为近代以后的长崎唐人街——新地中华街。而“唐人屋敷”则逐渐废弃，在1870年遭遇大火，彻底烧毁，只残存寥寥几座砖石建筑。

日本“开国”后，华人移民的流向趋于分散，横滨、神户等地华人数量迅速增加，成为华人新的重要聚集地。然而长崎作为在日华人社会的发祥地，其历史地位无可取代，迄今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长崎也是日本最早开设中国领事馆的地方。长期以来，长崎华侨华人在不忘故土的同时积极融入日本主流社会，与日本民众相处和睦。面对灾害、困难时，长崎华侨华人与当地民众亦彼此帮助，共克时艰。

中新社记者：如今的长崎还保留着哪些“唐人印记”？

华立：今日的长崎，随时随处都能看到“唐人印记”。在流经长崎市中心的河流中岛川上，无数河桥将河流两岸连为一体。其中最著名的是被称为“眼镜桥”的古桥，建于1634年，是明朝时期的中国僧人默子如定所建，也是如今长崎最知名的地标之一。这种双孔石拱桥的造桥技法从中国传入长崎，又从长崎传播到日本九州各地。

上述四座唐寺中，福济寺不幸毁于战火，崇福寺和兴福寺则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当年中式禅寺的面貌。其中崇福寺尤为独特，不仅与中国福州的一所寺院同名，且两所寺院的山门造型相同。

建设长崎崇福寺的建筑用材和工艺都来自中国，在中国取材并切割组装后运至日本，再由华人工匠最后建成。其中富丽华美的“第一峰”门的构件是在宁波组装后海运至长崎，可谓是原汁原味的“中国制造”。“第一峰”门也与寺中的大雄宝殿一同被评为日本“国宝”。

长崎崇福寺中还保留有一口铸造于1682年的巨锅，是长崎遭遇大饥馑后，崇福寺僧人赶造出来，用于施粥赈灾，煮粥可供3000人分食，体现了华人先贤与当地民众共克时艰的友好情谊。

“唐人印记”还体现在当代长崎的文化习俗和社会生活中。经过岁月熔炼，华人带来的中华传统习俗深深融入长崎的乡土文化之中，其例不胜枚举。如被列入日本“国家级无形民俗文化财”(即日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崎“昆旗祭”，其庆典于每年秋季盛大举行，其中名为“龙踊”的节目就起源于“唐人屋敷”内华人庆新春时的舞龙活动。

在每年新历8月的日本盂兰盆节，长崎有燃放鞭炮祭祖和将承载亡亲灵位的纸船送入海中漂流的独特习俗。这种被称为“精灵流”的习俗，也传承自当年华人的“彩舟流”。还有长崎一年一度热闹非凡的春节元宵灯会，每每吸引数十万游客前来“打卡”。

饮食文化上，长崎人会将肉、海鲜、蔬菜炝炒后加面条烩煮，称为“长崎什锦烩面”。据传，这种烹饪方法是19世纪末在长崎生活的福建籍华人的创意，原为留日学生和华人劳动者的食物，现在已经成为长崎的代表性美食并风靡日本。

中新社记者：这些华人社会遗存得到了怎样的保护？如今保护这些“唐人印记”有何意义？

华立：长崎的华侨华人社团一直珍惜并致力于华人历史遗存的保护，他们的努力也得到当地政府支持。“唐人屋敷”遗址存留的土神堂、天后堂、观音堂等历史建筑，都曾遭毁损。20世纪后期，其遗址经长崎政府和侨团合力重建，得以恢复旧观。

近些年，随着日本实行“观光立国”政策，振兴旅游经济，“唐人印记”也作为长崎重要的文化名片，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长崎的华人社会历史和相关遗存的文化价值不断得到宣传和推广，成为促进两国友好交往的推动力。

这些华人历史遗存见证了长崎老一代华侨华人开创事业、不忘故土、与当地社会和睦共生的奋斗历程。这些优良传统也正在新一代华侨华人间进一步传承和发扬。(完)